初读《万历十五年》是抱着阅读历史专业书籍的心态来读的，慢慢看着，才发现这并非是一本只按照时间顺序以历史事件编织、定位于严肃历史分析的书籍。

实际上，这本书是以人物主体为分章，同时兼顾了整体人物的历史登场顺序、人物的生平经历去撰写，人物为经，时间为纬，贯穿一个话题：道德礼仪代替法治下，明朝衰落的征兆。

本书章节从万历皇帝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等人物展开。就我个人观感而言，万历、张居正、申时行这几章相当有意思，而我观书前本来抱着极大兴趣的海瑞这一章，却意外的平淡。而到了李贽这一章，行文仿佛飘忽了许多了，不知道是笔者当时思想领域的沉闷导致的，还是本身那段历史过于明晦不定，抑或是李贽本身的复杂矛盾导致的（当然，直接原因是本人文史哲基础欠缺，以下读后感也会存在着相同的问题，请各位看官指正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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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前言定调，作者颇为坦诚指出：“中国的过去，禁忌特多，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，或指彼而喻此，或借古以讽今，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。本书论述明朝时事，举凡有所议论臧否，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。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，自当秉笔直书，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，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。当然，另一方面，以古为鉴，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。”

这么一个立意，未尝不是折衷而来。书后附有的后记，谈到作者的“大历史观”也有回应，感兴趣的不要漏了附文。

同时，作者本身也有本书的定位评价：美国出版界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。商业性的出版，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，以短期大量行销，迅速结束为原则，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，妨碍资金的流通，迟滞今后业务。学术界的出版，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，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，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。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，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。一般风格，注重分析，不注重综合。各大学执教的，都是专家，因为他们分工详尽，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，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，对望远镜的观点，倒很少人注意；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，非常尊重。《万历十五年》在各方面讲，都在两者之间。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，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，妃嫔间恩怨，虽有一定兴趣，但是又因海瑞，牵涉明朝财政；因为李贽，提到中国思想，应属学术著作。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，也不像专题论文，又缺乏分析与解剖，实在是不伦不类，也不愿承印。

我个人也认为本书不是严肃历史学术研究，行文服务于作者文章之外已取得的研究结论，此书本身不做研究推论，所以读起来相对轻松些。因此，作为缺乏文史哲基础的本人，也敢写一下读后感并且不羞于公开于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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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到正文，谈谈我的感想：

作者从政治、军事、思想几个领域选取了这几个人物，向我们展示了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大明王朝。本身选取“平平无奇”、“无事发生”的万历十五年，草蛇灰线般地引出惊人的观点：这么平淡的一年，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黯然转身。

不得不说，这么写作，是非常讨巧的，也能看到作者的写作野心不小。当然通篇读下来，我认为作者已经做出了比较充分的阐述，至于如何评判作者的观点，各位读者自然会具有争议。本书声名颇盛，也历经了时间洗礼（成书于1976，出版于1979），绝非哗众之作。

相对于传统严肃的历史讨论，作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：在道德礼仪代替法制治国的体制下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离心离德，技术军事力量组织落后涣散，思想领域沉闷压抑，已然昭示着明朝的衰落。这与我们当前熟悉的着重政治经济分析的一套，当然是有较大差异的。

开篇讲了一个小事情：公元1587年，即明朝万历十五年，阳历3月2日，北京城内早春尚未解冻，一则以讹传讹的信息传了出来：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。在没有接到明确信息通知的情况下，文武百官纷纷奔走集合。结果到了皇城集合良久后，才由近侍宦官宣布：午朝消息为无中生有。事后，皇帝责罚礼部调查，却已无法查到根源，最后下的惩罚，也从惩罚礼部及鸿胪寺，扩大为处罚全体在京供职的官员。

这个事情至少在两方面存在过错：行政管理的疏漏、礼仪的重大过失。

文中是这样描述的：

“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，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，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。仅以礼仪而言，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。我们的帝国，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、万万的农民，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，拿来检讨分析，自然是办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，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，上下有序，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。”

以道德治天下，礼仪是不能缺失的，这也是治理能力落后于实际情况导致的。技术手段、行政组织、文化观念、经济生产力等等条件，都导致当时的统治者无法“科学”处理政务，只能以道德代替法制。礼仪与人事，自然成为了统治者最好用的管理抓手，这并非明代一朝所独有，而是有着历朝历代的传统历史根源。

而明朝开朝以来，由于太祖出身等各种缘故，权力制度设计上，皇权呈现不断集中强化的趋势。人事上不设丞相，六部对皇帝负责，相权皇权一位，后来逐渐产生的内阁以及司礼监，政事的处理是以内阁“票拟”、司礼监“批朱”的方式进行。而在特务机构上，又有宦官统领的厂卫机构（东、西厂以及锦衣卫）。

而从礼仪道德上，讲究的是长幼尊卑，无论是平民百姓，还是文武百官，都需要纳入到礼仪为表征的道德评价体系里面去。道德上或鼓励或限制臣民，在其位，需谋其职，安守本分，所谓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。皇帝，自然更应当在礼仪道德上作为模范，言行举止，饮食起居，朝会经筵，婚娶立嗣，无处不在的礼仪道德要求贯彻皇帝的一生。

皇帝、百官、黎民，最终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作者也给出了他心中的看法：帝国追求低标准的长治久安，皇权高度集中，以道德礼仪统率文官集团，并与文官集团合作，统治黎民。

“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，也没有改造社会、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，它的宗旨，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，即在四书所谓’黎民不饥不寒’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。这种宗旨如何推行？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，他们是被统治者，不读书，不明理，缺乏共同的语言。和各地绅士合作，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，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，局部利害不同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，其接触也极为有限。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，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，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。”

“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，文笔华美，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？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，就能成为大政治家？二十五年前，翰林院修撰徐时行（当时他尚未姓申，仍袭用外祖徐姓）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。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，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。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，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，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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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关系下，动荡祸根早已埋下，因为道德并不可靠。

道德与职责维系在皇帝身上，不能指望皇帝总是励精图治，也不能指望皇帝总有政治天赋，譬如嘉靖、隆庆。

道德维系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，不能指望皇帝与文官集团总是同心同德，譬如正德、万历。

而道德存于官员之间就更加难以揣测了，私欲与道德，正如作者所说的阴阳：对于官员群体的一言一行，需要辨其阳，知其阴。一个好的政策推行下来，符合国家利益为阳，推行过程中发生的以公谋私为阴。

后人叹颂的张居正，锐意改革，辅政多年，倒台后清算，世人发现张除了有阳的一面，也有阴的一面（部分指责真伪难辨），连带与张相关的官员，例如戚继光等，都免不了受到道德上的清算与指责。在阴阳并存的官员集团中，即使廉如海瑞，道德也替代不了技术与能力，于执政也无额外的裨益。

所以，成事何其艰难！个人在制度内，需要有手腕，有情怀，有能力，有情商，才能在重重限制下，调动制度内最大的资源，协调多方利益，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，才有机会推动一件事情，即使这样，事情成败仍未可知。